​​10月2日，《俄罗斯报》刊载了著名政治学家库德拉蒂拉·拉菲科夫题为《此心之痛……》的署名文章。作者在文中深入探讨了乌兹别克斯坦在世界历史与文化中的定位，深刻剖析了复兴民族精神遗产与推动“第三次文艺复兴”理念的价值，并将此与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正在实施的各项改革举措和国家发展战略紧密联系。经作者本人授权，本报特将此文全文编译，以飨读者。​​

此心之痛……

库德拉蒂拉·拉菲科夫，政治学家

这篇文章的标题初看可能有些沉重，甚至会让读者以为全文将弥漫一种悲观的情绪。然而，文中并无指责，也没有任何责备。说的并不是要抹黑过去，或对逝去的人和事心怀怨恨，更不是要通过与历史的阴暗篇章对比，来凸显当下的光明岁月与我们的成就。不过，一个自然的问题仍然出现：如果一切都在顺利发展，那这份痛楚又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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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并非自在之物。它们静候我们为之赋予血肉。只要世间有一人回应其召唤，神话便会以不竭的生命之泉滋养我们。吾辈之责，在于守护它们，使其长眠不至成为永眠，令复活成为可能。”阿尔贝·加缪曾有此言。

​​吾人论述之核心，虽不尽相同，却与这位法国文豪的思想颇为接近。多年来，我们同样遗忘了自身传奇的历史、文化、先辈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们感受到被视为“三流”、被视为某个远在亚洲的偏僻之地的目光。最可痛者，莫过于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历史形象，已如沙中清水，消散殆尽。“乌兹别克人”与“乌兹别克斯坦”一词的意涵，也已沦为地图上一个普通地名的指代，失去了其真实内涵。我国国名中的“-斯坦”后缀，亦被湮没在一众同类国名之中，时常被混为一谈，甚至略带轻蔑地念出。

若欲深入探讨，不妨回想一位知名西方政治学家的坦言：“对大多数外国人而言，伊本·西那和阿勒·比鲁尼的祖国，并非文明的中心，而只是一个需要途经前往他处的不安定区域。”此言不虚，吾人亦无从责怪——现实确如其言，令人叹息。

然而，正如那位政治学家正确指出的，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如此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悠久的国家传统，绝不应沦于众多“斯坦”之中而黯然失色。

此地曾孕育了两次最伟大的复兴——伊斯兰复兴和帖木儿复兴，其光芒照耀了整个人类史册。此处也曾是统治半个世界的帝国中心所在。

然则，那令我们自豪、赋予我们精神力量的歷史与记忆，今在何方？！

但凡对我国历史遗产稍有了解者，无不对此问题心生慨叹，一种对文化衰落的沉痛之感，悄然于心间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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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有识之士皆能明察乌兹别克斯坦当今之前行方向及其深层变革。然依我见，能洞察其中一至关重要细节者，恐非人人皆可。我至今仍持此见：历经多年磨难与考验的乌兹别克斯坦及其人民，今日不仅行走在巩固国家主权之路上，我们更在重拾那曾被遗忘、被无情从心中剥离之物——对伟大过去的记忆、先辈的文化与遗产。此崇高事业，非仅历史之复兴，更是民族本真面貌之寻回，精神力量之重获与新生。此乃吾辈之真理，亦为客观之正义。

窃以为，今已至坦诚言之之时，就一与我等议题密切相关之事陈一己之见。当国家伊始论及“第三次文艺复兴”并高层发声之际，不乏有抱以讥讽者。若言此等观点今已绝迹，实非真情——其至今犹存。然问题在于，持此论者往往只窥政策之表层，未究其内里本质。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改革现象之力，恰在于其未曾炫耀其对人民与祖国之赤诚，而善将其深藏于心、践行于业。其境界已超乎那些以讥讽应对之辈。但凡细察其行者，皆可见其主导国家前行之内在力量、思想与不竭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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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创立伊斯兰文明中心，所为何来？乃为将吾族之光荣与伟业铭刻青史。为使每一位入此门复出者，皆对吾族心生敬仰。”此语出自总统于不久前独立日庆典前夕会见各界代表时之即席讲话。而下文则引其2023年所言：“回望过往，须忍痛承认：不久之前，‘乌兹别克人’之形象，几近等同于在棉田中自晨至昏劳作之人。不幸的是，吾辈曾沦落至此。棉花垄断实为国难，是吾族之诅咒：其令咸海干涸，生态毁坏，经济与教育凋敝。数代人被迫陷于半文盲之境。至今，吾人仍在竭力消除此后患。”

乍看之下，此二引文似无关联——时空不同，内容亦异。然将其并列，绝非偶然：正由此，方能更易窥见总统之内在世界、其梦想与抱负，及其讲话之真意。

若细察言下之意，则不难发现：一种初看不显的脉络，将此言联为一体。换言之，总统关于文艺复兴与精神复兴之论述，非为辞藻点缀，实乃根基深厚、战略明晰之体系构想。

需特别指出：本文核心所论之创建伊斯兰文明中心的构想，总统早于2017年执政之初便已提出，此项宏大倡议之落实亦随之启动。自此，第三次文艺复兴之理念、对吾国历史文化遗产、对伊斯兰与帖木儿复兴时代、对伟大先辈记忆之新重视，已成为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政策之核心。

有时恍觉，其内心世界唯存一深切渴望——重振曾遭屈辱践踏之民族与祖国尊严，复其伟岸。

我曾多次聆听沙夫卡特·米罗蒙诺维奇谈及吾族之往昔、祖国之历史，其言辞恳切：“为何每言及‘乌兹别克’或‘乌兹别克斯坦’，世人心中惟现棉花与抓饭、朵帕与袷袢、绣花茶壶、茶肆与好客之风？岂我辈已无他物可示于世界，无他可扬于天下？为何不将我先祖以科学与智慧之光征服世界之伟业、之遗产昭示天下？为何于此记忆之前，吾辈反显怯懦，或藏匿，或佯装不见，惧于提及伟人之名，怯于公开展示其遗泽？须知，正是我先祖授人类以数学、医学、天文学、哲学乃至音乐之奥义，为诸多现代科学奠基。正是他们，曾建起西至地中海、南达埃及与印度之帝国。然何以今日，我辈子女竟至垂肩低首，目光俯地之境？……”

初闻沙夫卡特·米罗蒙诺维奇此语，至今已近三十载。无疑，正是这份内心之痛——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塑造了其为忠诚的爱国者，其民其土之赤子。

诚然，其痛非无病呻吟，实乃完全正当。略带些文人的激愤可言：时而恍觉历史待我辈甚为不公。然毋庸置疑，我先祖之科学思想与发现，当年不仅为精确科学，亦为历史、地理、哲学、文化、艺术与建筑谱写了新篇，丰富了世界文明。

试想：穆罕默德·本·穆萨·花拉子密奠定了现代计算体系之基；阿布·阿里·本·西那撰就其不朽经典《医典》；阿布·拉伊汗·比鲁尼借简易星盘，以罕见之精度测定了地球半径；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亦曾借鉴艾哈迈德·费尔加尼之计算。凡此种种，皆是我先民无穷智慧与伟大科学遗产之明证。

当年撒马尔罕纸贵为品质典范，欧陆宫阙教堂之华饰多出费尔干纳丝绸，此皆非偶然。凡此，均昭示我先祖精神与物质遗产之重大意义。

美国知名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曾举一更生动且发人深省之例。论及中亚第一文艺复兴时期，彼指出：“此地区上一次文化能量之迸发，乃在塞尔柱突厥人统治时期，自1037年始，持续逾一世纪。以其东方都城木鹿（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和内沙布尔（阿富汗水伊朗边界）为基，他们支持各方学者与发明家。彼时最伟大成就之一，便是可覆盖广阔空间的双重穹顶之发明。其早期样本，今仍可见于木鹿废墟。此建筑发明后传遍世界，自佛罗伦萨布鲁内莱斯基之穹顶、圣彼得堡圣尼古拉大教堂，乃至华盛顿国会大厦之圆顶，皆有其身影。”

然此公允之认可虽证实我先祖亦擅建筑，然今日除少数专家，又有几人知晓并承认？谁人向世界诉说，我族曾拥如此巨大之创造与智力潜能？我犹记，当年沙夫卡特·米罗蒙诺维奇之言谈与目光中，便已透此沉痛，此无声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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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叶一欧洲哲学家，描绘震荡大陆与世界之战争与灾难时曾言：“若值此艰难世道，艺术家犹绘和平之景，摹沉睡之鸡，则意味着人心之中，对美、对创造、对和平与善念之信仰，犹未泯灭。”

而我将近一世纪后续言：当此世界悬于核灾难边缘（我地区更与四核力量毗邻），当自诩世界秩序主宰之一员，竟论将“国防部”易为“战争部”之际——岂无权一问：值此之时，仍论文明、文化遗产、艺术与永恒价值，且有勇气将其付诸实践者，当怀何等心胸？此问，岂得谓不合时宜？

若再引加缪所言，神话不应湮灭，须待至少一人回应其呼唤，赋其新生，视此為历史必然，则又有何力量可阻？自然，所论之题，其本质确需此意象语言与哲学范畴。因其中所蕴，非仅捍卫民族与国家利益之志，更欲将思想情感汇入人类共同洪流，为日益疲惫沉闷之世界敲响觉醒钟声，提醒世间犹存美与善。此节，容后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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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需论另一要题。不得不憾言：当世界论及已在世界文化史占据稳固地位之“伊斯兰文明”时，我国我民，常被忽略。实则，我辈更应视此具普世价值之瑰宝为己之遗产。固然，哈里发之形式中心在巴格达。纵有人欲将此伟大文艺复兴仅归于中东，将其伟大学者视为波斯或阿拉伯世界一部分，然真相乃是：历史中心与主要智力根基，实在于此，在我土。此乃文献可考之实。

前述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于其著作中精准表达我之观察：“尽管哈里发马蒙早在818年受命，但其拒绝离开中亚，曾驻跸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之独特城市木鹿，统治伊斯兰世界。其后迁都巴格达，不仅带去了突厥军队，更带去了融合突厥波斯文化形成的中亚价值观。此次从中东至中亚之转移，实则重演了古代‘智慧迁徙’之现象——自希腊学术中心至罗马。”

牛津大学学者、古代史学家保罗·沃兹沃思论及中亚往事时特别强调：其曾位居塑造世界秩序之关键位置。“通常认为，欧亚无垠疆域自古紧密相连，”彼曾告BBC，“此乃误解。中亚乃星球极高峻岭、湍急河流之所在，人们费时数个世纪方得穿越。

早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期，便有商旅不仅穿越险峻地貌，更将此区域变为世界贸易之心。然中亚非仅商队交汇点，实为科学与创造之摇篮。学者往来城邑，交流发现。丝绸之路上的布哈拉与撒马尔罕，曾为知识中心，堪比当时之牛津剑桥。人言丝绸之路，多忆中国或罗马，似其间地域仅被动受外来影响。然中亚真实历史粉碎此成见：正是此地，凭智力与独特文化之力，将整个欧亚连为一体。”

然可悲之处，正如沃兹沃思正确指出，我地区数百年来皆处他者影响之阴影下。最可叹者，今日犹有人试图将我描绘成某大国之“后院”，再次推至世界历史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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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承认，不同时代，我辈对历史之看法亦异。时而为其逆来顺受之囚徒；时而仅满足于以昔日光辉取暖。吾人曾裁量历史，若量布裁衣，按需剪裁。苏联年间，此情形人尽皆知。然至独立时期，亦未发生根本转变。平心而论，非全无进展：间有讨论，亦有倡议。然一如既往，皆属偶尔为之，非出内在必要。

此中，一建筑群占有特殊地位，其自沙赫里萨布兹，经撒马尔罕，终落成于首都心脏——巍峨的萨希布基兰（帖木儿）青铜巨像。此乃独立初期之象征，亦是对我先祖及其遗产致敬之鲜明体现。广阔庄严之广场被命名为埃米尔·帖木儿广场，其侧建有帖木儿家族史国家博物馆。此举不仅永誌记忆，更明示国家对历史之立场。换言之，此意味承认帖木儿形象及其帝国之伟业，为复兴的独立国家性之象征。需重提：近代史上，此理念首由扎吉德（Jadid）改革者提出。且其思不仅限于萨希布基兰——更囊括科克突厥阿提拉、毗伽可汗、乌兹别克汗乃至毁誉参半的成吉思汗，其记忆虽矛盾，亦曾照亮民族意识。

坦白言，对甫获自由之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此实属自然，甚至值得称许。然亦有例外，打破此平静。彼时，纵非公开，大众意识中已形成一图景：我之历史，始於帖木儿，亦终于帖木儿及其王朝。此论虽显尖锐，然实情与此相去不远。千年之遥之学者与伟大思想家，仅被偶尔提及，其名有时缀于政治演说以增分量，然民族绵延三千年之真实过往，未得应有承认。今日阿尔·比鲁尼、花拉子密、本·西那、法拉比等我先祖被视作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很大程度正因我辈昔日对自身遗产之漠视。

回想当年，我辈隆重庆祝城市千年纪念与各类事件，为享誉世界之伟大学者举办诞辰千年甚至两千年庆典。然与此同时，却仍莫名坚称民族历史似仅始于十四世纪埃米尔·帖木儿时代。最令人讶异者，十四世纪之前数十世纪及其后六百年之历史，恍若从记忆中被抹去。仿佛此漫长过往仅存于学者与作家之手稿。实则，此意味着历史被削足适履，以适应意识形态与政治。吾人裁去不合时宜者，留其可用者，为当前利益服务。再以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之民粹主义为例。为平息知识分子与社会之不满，我辈于塔什干尤努萨巴德建镇压受害者纪念碑。然扪心自问，藉此纪念碑，我辈可曾将那段不仅影响我族，亦影响前联盟所有民族之恐怖时代之悲剧性与复杂性，真正深入当代人心？

故于此，吾仅略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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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今可回归本文主题之核心。需知，该中心建设始于2017年。其位于塔什干中心，著名的哈兹拉提伊玛目建筑群区域内，占地十公顷。宏伟建筑长161米，宽118米，计有三层。中央天蓝色穹顶高65米。建筑本身占地1.8公顷，总使用面积达四万两千平方米。单此枯燥数字已表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就其宏伟、规模与涵盖范围，将跻身世界致力于伊斯兰历史、文化与遗产研究及推广的最大综合体之列。

作为亲睹其貌、并体验过无可比拟之自豪与振奋者，我愿详述此一伟构。

建筑群依东方及民族建筑之优秀传统而建。四方皆有宏伟伊万（拱门）可入。其立面及建筑外部，皆饰以古兰经文与圣训，传递知识启蒙、仁慈宽容、孝敬父母等至高价值。中心博物馆将设独特展厅：古兰经厅、前伊斯兰文明展区、第一与第二次文艺复兴展、乌兹别克汗国时期展、二十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展以及“新乌兹别克斯坦——新文艺复兴”展。二层设有国际组织代表处及来自土耳其、俄罗斯、中亚等地的逾百家顶尖科研机构、博物馆、图书馆之分部。其中包括阿尔-福尔甘（Al-Furqan）、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等知名机构。

尤须关注者，中心活动包含一套借鉴国内外经验之科研规划体系。此处须强调一重要细节。今我辈常论及诞生于斯土之两次伟大文艺复兴，然多未深思其所以能之故。历史明示：此两次复兴，皆得益于文化交流及对全球科学空间之有机融入。

中心之初衷，即为与世界顶尖科研文化机构合作之平台。简言之，全球最杰出之智士应汇聚乌兹别克斯坦并开展工作——一如当年哈里发马蒙与埃米尔·帖木儿延揽时代最伟大之思想家。需强调，参与此中心建设与装备者，乃来自数十国之顶尖专家与学者。

迄今，已有数十家权威博物馆与科学中心愿在中心开幕典礼时展出其藏品。其中包括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马来西亚）、苏莱曼尼耶图书馆（土耳其）、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圣彼得堡宗教史国家博物馆、阿兹雷特苏丹陵墓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博洛尼亚大学（意大利）、拉蒂基金会、阿尔贝托·莱维收藏、阿塞拜疆国家历史博物馆、大卫·佩利、布鲁斯·巴甘扎与大卫·雷斯伯德（美国）之收藏，以及马尔贾尼基金会。

在参与博物馆筹备中，我另注意到一令人由衷欣喜之细节。以往，社媒或外媒时有令人不悦之消息：乌兹别克斯坦某博物馆或研究机构所藏具历史价值之古代手稿或文物失窃，并被秘密走私出境。而今，话题已非盗窃，而是迎回昔日以类似野蛮方式流落异邦的吾族文化瑰宝。

近期，于伦敦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及知名收藏家、艺术商处，为新博物馆购得逾580件与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相关之文物。试想：近六百件遗珍归国——此乃我历史上未有之盛事！所获瑰宝包括：帖木儿大帝敕令书法家乌马尔·阿塔誊抄的宏伟《巴伊斯恩古尔古兰经》残页；巴布尔帝国时期之匕首与刀剑；独特匕首柄；乌兹别克汗国时期（18-19世纪）之精美刺绣；巴布尔与萨法维时代细密画；金帐汗国金饰；贾拉鲁丁·鲁米《玛斯纳维》抄本；帖木儿时代哈菲兹·阿布鲁《历史汇编》书页；以及粟特、喀喇汗、塞尔柱时期之陶瓷与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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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十七世纪历史学家穆特里比·撒马尔坎迪，于其著作中述及昔班尼王朝杰出代表、最后一位图兰统治者阿卜杜拉汗的创造力。彼引汗言：“阿里希尔·纳瓦伊虽为苏丹侯赛因·米尔佐近臣，尚能留下千座善建。朕乃一国之君，若不能建万座，何以称君？”

历史表明，凡伟大统治者，皆视建设与创造为流芳之保障。然非人人皆能留下不朽痕迹。唯那些立足于教育、艺术、文化，并汲取其活水之源之事业，方得真正不朽。我历史上之第一、二次文艺复兴，即其明证。

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所倡之构想，具罕有之普世性，契合世界尺度。观中心之职能，易见其旨非重蹈覆辙，使我辈为“历史之囚”，而在为先辈遗产注入新生，联通传统与现代，连接历史与未来，开启通向光明前景之路。若千百世界杰出学者能汇聚于此，开展创作与研究，则真正奇迹与发现之诞生，仅时间问题。历史上，类此先例不胜枚举。

今人未必尽知，著名歌剧《阿依达》或自由女神像背后，皆有轶事。1869年，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为庆苏伊士运河通航，特邀伟大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创作歌剧。遂有《阿依达》，于1871年在开罗歌剧院首演。同期，伊斯梅尔帕夏亦邀法国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欲在运河入口建一持火炬巨女神像。然此计划耗资过巨，未果。多年后，此构想终在成为美国象征的自由女神像中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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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什干向非需过多溢美之辞之城。其历史悠远，不仅我先祖阿布·拉伊汗·比鲁尼、花拉子密、马哈茂德·喀什噶里曾述及，古希腊学者克劳狄斯·托勒密亦于其二世纪《地理学指南》中提及塔什干。历来，“塔什干”一词总唤起“老城”之象。然此作为沙什（Chach）文化中心数世纪之首都一隅，近百年间历程若何？历史载：1980年代，此处立起苏联现代主义象征——楚苏巴扎；独立年间，建成哈兹拉提伊玛目建筑群，其侧建有“扎尔凯纳尔”时装屋。然纵有新建，此城区自古即为古沙什之精神文化中心。

今日，但信步老城，你便成一场真奇迹之见证。恍若步入历史，与往昔对话——我敢担保。尤其科拉萨赖街，正对中心主入口，令人难拒此古都特有之魅力。念及短短时日，竟成此巨变！实言，几难以置信。我亦曾主政塔什干数区。彼时，铺设一普通排污管道，需耗时数载；寻一挖掘机作简易维修，亦需数月。然观今日之可能与现实，直如梦幻，宛若天方夜谭。

我深信，伊斯兰文明中心非仅止为老城文化遗产注入新活力，更将提升塔什干至区域文化重心之地位，使之与撒马尔罕、布哈拉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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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俄国作家有名言：若剧中悬枪，幕前必响。此虽论戏剧，然其精髓与吾人当下境况惊人契合。若不明言何以择此看似沉重之文题，此痛何来，则文本内在逻辑难存。故释之：当我睹伊斯兰文明中心所呈现于前之历史时，心有双痛。首先，拥此光荣过往，却未能向世界妥为展示。其次，拥此可丰富人类之文化财富，却从未尽心收集，并向世界宣告：此皆我先祖所创。

然则，即便我辈已告别苏联体制，即便在沙拉夫·拉希多夫时期民族问题稍得舒展之后，乃至其后执掌国政者数易其人，何以直至独立多年，吾人仍未行此事？为何？为何？为何？！

岂因资财不足？然今日财富亦非天降。棉花、黄金、天然气，昔日亦有之。然则何以昔日不为？吾辈所待者何？！

此问必生愧疚——对历史，对先祖纯洁灵魂。蹉跎岁月、冷漠淡然、对伟大历史与文化之轻忽，化此痛为更灼人之感。然古老世界、历史记忆自有其智慧。

时有突如其来、恍若奇迹之事，可涤荡哀愁，不仅照亮人心，亦照亮整个世界。于此意义上，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对其人民与祖国之深爱，其为国尽忠之赤子忱诚，堪可视为命运之祝福，足以洗刷昨日之误，疗愈国民之心。